一位挑战普世价值的裸奔者
司马南先生以骂街的形式在网上著写了《冷看〈南方周末〉裸体冲锋》的文章，却不知道他自己正在裸奔。不能不说，以“博出位”形式来谋求“名人效应”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一种病态。司马南先生为了出名而不惜挑战普世价值，其实比起那些为出名而裸奔更让人鄙视。
要知道，普世价值的内涵是有界定的，就是民主、自由、法治、人权，其内容也是具体的，联合国就有人权公约一类条款分明的东西。怎么能任意解释或者随意阉割呢？要是普世价值是一个空洞的、可以任意解释的东西，它又何来普世性呢？
美国经常宣扬民主、自由、法治、人权不假，美国人在循守这些普世价值时做得并不好，这也是事实，我们不能因为美国言行不一而曲解普世价值、或者去阉割普世价值。
对比之下，尽管传承了几千年的中化文明博大精深，但也确实欠缺普世价值中的那些人文内涵。充分赏识历史文化优势是必要的，以继往开来的心态扩展文化则更为重要。当彼此不能替代时，为扩展自己的文化就需要一种生命嫁接的社会机理和相容的人文胸怀。不可否认，我们社会确实欠缺民主基因而宣扬“为民作主”，才有经典的“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之说；限制自由而宣扬臣服，才有一次又一次农民起义，才有去之不远的“闹革命”；法治也有，但这种法治以维护皇权为目的，而不是提倡公平正义的；至于对人权的认定与普世价值也有太多的不同之处。对此，我们无法改变历史，但要正视历史，我们还可以开创未来。社会转型也是社会进步一种形式，有所吸收、有所扬弃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基本原理。我们不能有违这一原理。
我们不能寄望一个转型社会在很短的时间内与普世价值无缝对接，因为这种对接是一种有生机的嫁接。因此，这一过程肯定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并会有一些过度的提法和过度性的制度安排，就好象当初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样，也许大家还记得，我们曾认为市场经济是计划经济相对立的东西，那时评击起市场经济来总是慷慨激昂。我们现在也没必要嘲笑当时的幼稚，人的认识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一次次慷慨激昂换来一次次拨乱反正，让我们认识到了：社会的进步是一个不断创新过程，一个不断吸收人类进步的文明成果过程，所以，我们不能将我们追求的未来与普世价值对立直起来。笔者认为，《南方周末》经常宣扬普世价值是一个值得称赞的行为，在充当先行者的角色。而司马南先生却要借用美国的、或者历史上的一些具体的、极端化的社会现象去曲解、否认这些普世价值，还以现社会的进步之举和发展成就为一些落后陈旧东西粉刷金身，这显然是犯错了，借助社会现实去阉割普世价值就更错了。显而易见，司马南先生没有将这里的道理弄清楚，而只想到用刻薄言词攻击他人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人们要问，文革时期的那种谩骂尽管有一种装腔作势式的慷慨激昂，哪又能有什么用呢？

说实在的，畅所欲言是文明社会应有的生态，为相悖观点而争论则是学术上的常规。但不能无限上纲，而是在尊重别人条件下说出你的不同观点。司马南先生选取挑战普世价值为扬名立万的切入点可谓用心良苦，因为普世价值是一个转型社会的敏感话题。再说，司马南先生要宣扬他本人的价值观也没有什么不对，甚至要去“命名”什么是普世价值也是他个人的自由，至于能否得到他人的认同则是另外一回事了。这就如“芙蓉姐姐”标榜自己全身总动员的样子一样，尽情表演就是，社会不会太在意。这里要指出的是，一个人为了追求名声所干的事，不一定比别人追求利益所干的事更高尚。在外国有人为了出名而刺杀总统，香港有些女明星为了出名当场脱个精光，国内也有些过气明星经常找些花边记者来透露自己的绯闻。想不到的是，司马南先生也不甘寂寞。过去他对气功之真伪的口诛笔伐为他捞到了一定声名，时下他却充当一门不受控制的炮，人们不禁要问，现在的司马南先生又想要什么呢？

                                                   张锋强

[引言]    社会稳定的基础是经济持续发展而不是制度性禁固

最近，探索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之时，有关地权的争论最为激烈，其中又以秦晖先生与温铁军先生的“对擂”最具有代表性。秦晖先生的“‘地权归农’有利于农业发展，是解决‘三农’根本出路不可缺少的因素”；温铁军先生的“‘地权不归农’的‘土地平均使用’有利于社会稳定，这个稳定对全国发展大局至关重要”。

如果将探索主题仅仅定格在“地权是否归农”，也许难以评判之对错，双方所引述的“正确历史结论”也只能仅供参考。社会科学始终处于一个不断变化的环境之下，前提不同则结论也就不同，这意味着昨天还站得住脚的“认知”，到了今天可能不再有效，甚至变成了完全错误的结论，也许不久，会成为众多学者嘲讽的对象。三国时期，蜀国政策应该“从严”还是“宽松”出现了分歧和争论，诸葛亮一锤定音。意思是说，如果国家处于秦朝酷政之后，国家要让社会休养生息，应采取“宽松”的仁政；当今蜀国处于汉朝末年，朝纲松懈、军阀混战，社会就要“重整纲纪”，就应该选择“从严”的政策。

在这里，评判“地权是否归农”之前，先要厘清如下五个“辩证关系”：

一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是经济持续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而不是靠一种“制度性的禁固”来换取一种“短暂的稳定”。

二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持续发展摧生了工业，从此就决定了农业只能处在“劣势地位”。工业发展一日千里，从蒸汽机发明到信息时代，不过是百来年历史，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提升之快是农业无法比拟的。时至今日，传统的小农经济边缘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即使是西方已经产业化的现代农业都需要政府“高额补贴”来维系生存时，大谈“均田制”的“优越性”未免有些“荒谬”。

三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竞争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竞争机制不仅存在于产业内部，也存在产业之间。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差异，资源就自然地向效率更高的产业集中，在这种现实情况之下，“均田制”换来的可能不是什么“短暂的稳定”，而是“三农问题”的持续“积淀”。

四是，国家的综合竞争力是由众多产业竞争力共同组成的。维持现状，却要以削弱国家综合竞争力为代价，又是否值得？

五是，小农经济在中国经历了几千年了，外部环境早已经“今非昔比”了。此一时，彼一时。沿海地区的农村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丢荒”现象，这就是群众自发性 “抛弃”，就如当年小岗村不顾政策限制要分田到户没有什么两样。如果缺乏民众支持政策，又有谁能知道支撑多久？

附“产业进化论说”：羊一类动物为食草动物（如农业），当出现了狼一类食肉动物（如工业）之后，食草动物（如农业）求生存环境就大为恶化。当狼一类食肉动物（如工业）大力提高其捕捉能力之时（由蒸汽机发明到信息时代），而羊等为食草动物至少也应该提升自身的逃遁能力（如农业产业化）。

一：“三农”问题标本兼治的政策选择

华夏文明就是农耕文明。我国农耕历史可以说是最长远的，几千年来，在一个农耕的社会中，农民问题就是几千年来的首要问题。有一位圣贤对几千年的农耕历史总结出这样一个结论：“历代农民的问题，归根到底是土地问题。”这句至理名言，震耳发聩。

然而，自从农业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之后，我国“三农”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了，因为它又增加了一个“人口因素”。因此，人们将这位圣哲的至理名言作了新时期限的延伸，那就是：“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归根到底是土地和人口的问题”。

生产力的发展规律是人类的进步规律。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所主导的，没有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就没有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有了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才有今天的现代社会。不论任何的社会制度设置，或者“发展战略”的具体安排，都必须遵循生产力的发展规律。现代经济规律本身就是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具体表现。

产业细分化的发展趋向与社会分工进一步深化是相辅相成的，它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而全球经济一体化又是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二者叠加造就了城市群的巨大优势。而这种巨大优势又奠定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和人口迁徙流向，这些现象是经济规律所决定了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经济规划管理执行者务必要遵循的。

最近，我们国家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战略，这是一项英明的战略决策。这是我国社会安定和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也是我们经济规划中必须作出安排的具体内容。

在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统筹兼顾农业，并确保农村持续地发展，是我国现行政策一项必然的选择。这里要说明的是，解决“三农”问题（包括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策略选择，要“跳出农业来发展农业”，要“突破历史农村‘定位’来建设‘新农村’”。

既然城市群的巨大优势奠定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和人口迁徙流向，这是经济政策必须遵循的；既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战略是社会安定和发展的现实要求。那么，新农村建设的实施就必须与城市群的发展扩张和人口迁徙流向结合起来加以统筹。

（一）：    认清“传统农业已经边缘化”的现实    

如何来描述当前的农业、农村、农民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和种种困难呢？笔者将其归结为“七个严重”和“一个上升”。

“七个严重”是：一是农民在有限的土地中，投入成本上升与产出收益低微的现象普遍存在，甚至产出小于投入的情况，农民收入增长是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二是农业经济发展空间（不包括工业化因素）遭遇前所未有的严重障碍；三是农业生产资源的市场化有待于制度性的政策厘定，资源配置出现严重的障碍，特别是土地资源；四是农民对有限土地的预期严重下降，农民手中承包土地变为“鸡肋”，对一些地力不高的土地弃耕丢荒；五是农村发展经济环境严重滞后；六是区域、城乡和农户之间的收入严重不平衡；七是对基层政府的预期也严重下降，特别是不讲效益只讲形式办事作风、滥用公权力、行政不作为及、向农民狂征暴敛及为农民办事的时，“拖”“卡”“要”等伤民行为深恶痛绝。

“一个上升”是：教育、医序、生活的费用却逐年上升。

为何农业、农村、农民会面临诸多突出问题和困难呢？归根到底是：

农村经济是一种“‘均田制’体制之下的小农经济”。这样的经济体系让农业、农村、农民“远离”了市场。缺乏市场机制“生态”之下农业、农村、农民，是竞争力不强的“竞争主体”。在经济全球化的竞争环境中，出现生存危机和发展困顿是“经济规律”产生作用的“必然结果”。

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规律决定着社会的变迁；另一方面，社会的各种特征反过来反映事物本身是否适应当前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在众多的产业中，我们必须透过产业的各种不同的特点认清其发展前景，如同从某个人的生理状态来确认其所处的是旺盛时期还是处在衰老时期一样。同样道理，社会制度的阶段设置，或者是发展战略的具体安排，同样必须遵循经济规律，因为经济规律本身就是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具体表现。

我们看到了社会市场化和工业化已将传统农业边缘化，这说明传统农业本身已经不适应当今的社会发展要求。也就是说，传统农业与当今的生产力水平已经不相适应了。市场竞争机制不仅发生在行业内部，也发生在行业之间。如果一个行业利润越来越薄（这和非经济因素无关），那么这个行业中的资源总会转到高盈利行业当中去。对农业而言，传统的低端产品、小规模生产方式，不可能创造出高附加值。只要在这种农业结构体制之下，无论你如何对农业优惠，都不可能让农民留住。这是社会发展规律所决定了的。

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和人口大国，面对传统农业已被边缘化现实，农村全面改革条件又不甚成熟时（注：人口太多，耕地太少，保障制度尚未完善，“均田制”体制一旦打破，动荡将不可避免），面临选择无疑是严峻的，问题是，社会发展规律是不可抗拒的，如果依靠体制模式来抗拒发展潮流，结果是不言自明的。“三农问题”的积淀，就是体制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结果。只有知难而上，那就是，新农村建设以农业产业化为中心，把农民就地变成产业化之下的“新农民”，别无选择。

农业产业化本身就是由劳动力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变，这就内在地伴随着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存在。所以，农业的产业化则有赖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持续发展为条件的。

财政转移支付只能算是缩小目前城乡之间差距、避免矛盾进一步激化所采取的阶段性的政策调控。可见，财政转移支付政策让农民得到了实惠，但不等于农民能依靠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形成长效的发展机制。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长效机制尚未形成。这就是授之于鱼与授之于渔的区别。

为什么开放改革已二十多年了，解决“三农”问题的长效机制尚未形成呢？为什么各行各业的经济都呈多元化的形式，农业经济方面就没有呈多元化的形式呢？很明显，这里有是体制结构的原因，具体地说，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与市场经济的制度相悖的各种观念障碍和体制所障碍造成的。

然而，实行农业产业化还有太多的问题需要理顺，它将是一个漫长过程。这个过程贯穿着法规层面的改革与完善、体制的深度改革与完善，除了新的法规体制相配套外，还需要理念的更新。

（二）：    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四大关系          

新农村建设不是孤立的，它是社会发展进步“全局一盘棋”中的一个主攻方向，并和整个大局结合在一起。事实上，近三十年的开放改革，发展重点虽然放在了城市，但城市高速发展依然一定程度上惠及了农村。由于这么多年来，将发展重点放在了城市，国家财力、物力向城市倾斜，农村发展的速度本来就比城市缓慢许多，再加上一些未能及时舒缓的体制障碍，让“三农”的沉疴越积越重，才出现今日的农民纯收入远低于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现象，才出现农业竞争机制功能缺失所导致的竞争力不强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目前农村发展出现了严重滞后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三农”问题已经到了必须面对、必须解决的时候了。如何去落实“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战略呢？笔者经过研究总结，并归纳出五大关系：

1：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的关系

农村人多而耕地不足是一个客观的现实，这是一个分子小而分母大的一个分数式。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减少农民的数量，只要减少农民的数量就等到于减小了分母的数值，整个数值也就变大了。然而，要减少农民的数量就必须加快城市化进程。也就是说，当有相当一部分农民进入城市成为城镇居民，就由原来的农产品的生产者变为了农产品的消费者，才是最为关键的。

2：新农村建设与市场机制的关系

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之下，只要是市场机制缺位的，它绝对是没有竞争力的，而没有竞争力的就必定成为“包袱”。虽然全国实行了市场取向的改革，但农村依然“远离市场”。具体地说，农村资源进入市场比例明显偏低，致使农村缺乏 “市场机制”的促进和推动。只有让农村所有资源进入市场，才能彻底打破“自给自足”的农耕模式，促进农业内部有朝着良好的“社会分工”方向发展。只有农业内部实行了良好的“社会分工”，才能一改历史上沿袭了上千年的自给自足的农耕模式，并建立以商品生产为目的的新模式。用商品生产专业户去替代历史模式的农户。所以说，商品专业户的生产模式以市场为导向的、以效益为依归的、是建立在打破过去的“均田制”农耕模式为代价的一种新模式；另一方面，只有专业户的生产模式，才能与商品经济贯穿起来。只有全面推行商品生产，才会有市场机制。目前，只有农村劳动力做到了市场化和农业产品市场化。要说明的是，农村劳动力的市场化不是在农村内部实现的，是农民工外出打工之时，在外面的市场中实现的。由于农民工可以到全国任何一个地方、可以从事任何一个行业、可以在市场之中自由自主地“等价交换”，致使市场化后的农村劳动力在开放改革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促使了劳动力本身的价值大大提高了。正因为如此，外出务工的收入得成了农村主要收入，大大缓减了农村体制没有竞争机制所面临的压力。然而，作为农村的最大资源土地没能市场化（注：农村有两大资源，一是土地，二是劳动力。土地资源因体制原因没能市场化；农村劳动力在农业、农村之内也没有实现市场化，而它只在农村之外实现了市场化，它只为农村家庭带来了收入，却没有给农业、农村本身带来市场机制），整个农业都被一种“均田制”的模式限制着。因此，农村就远离了市场。市场机制的缺位就使整个农业系统处在一种缺乏竞争、缺乏进步动力环境之中。一个由七亿多农民组成的市场机制缺位的体系是不可想象的，缺乏社会发展进步推动力，是不可能快速进步和发展的。因为，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竞争不充分，进步也就不明显。

3：新农村建设必需打破城乡二元结构

借助十分有限土地来实现农村社会保障功能，既是政府“缺位”，又是限制农业资源市场化的根本性障碍。而现实结果是基尼系数在快速上升。例如，基尼系数太高的原因是什么时，大量的数据回归之反发现，城乡差距大概可以造成三分之一的收入差距。而城乡差距不是市场经济带来的，它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虽然有历史的原因，而人为的制度因素----户籍制度就是导致城乡差距的关键因素。人们不禁要问，这种户籍制度是为什么设立的？为什么不能取缔它？是因为搞市场经济才建立这户籍制度的吗？为了搞市场经济才不能取销户籍制度吗？还是恰好相反呢？

收入差距的另一个因素是教育因素。大量的统计资料说明，收入与教育程度呈正相关。也就是说，多上一年学就能给你带来相应收入增长-----这叫做教育的“明瑟收益率”。随着科学技术的普遍应用，这个“明瑟收益率”有变得越来越高的趋势。为什么教育机会不均等？为什么教育的差距带来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要知道，强者恒强，弱者积弱，归根到底是城乡二元化所造成。

政府行为规范化、经济主体自由化，是市场经济国家的共性标准。只要政府建立农村的低保制度，并承担这笔费用。农村经济主体改革方能启动。

4：新农村建设与农村自身竞争力（提升）的关系

目前，农村基础建设十分薄弱是不争的事实。建设新农村建设的财政投入，必须从基础建设开始。需要有较大量的财政投入的启动，对农村产生即时效应是十分明显的，可谓“立竿见影”。具体做法是以现有行政村为基础，实行交通建设、电信建设、饮用水建设。

从长远来看，解决农村自身竞争力的问题最为关键。这就是“授之于鱼与授之于渔”的差别。农业体系竞争力的获取，来自于社会分工在农业领域的持续深化。让农民尝试从事商品生产和从事商品经营，从而领略市场经济的真谛，能较彻底地走上市场之路。

所以，新农村建设必须与加快城市结合起来；必须与农村市场机制的建设结合起来，以商品经济的运作模式，提高资源的市场配置；必须与农村基础设施建筑投入结合起来，提高乡村的经济基础条件，来促进经济发展。

二：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区域经济竞争力的“重构”

什么是市场经济，各国有着不同的认定标准。然而，以市场经济国家所反映出来共性加以归纳，可以得出五条标准，也就是市场经济五大基本特征。这五条共性的标准是：政府行为规范化、经济主体自由化、生产要素市场化、贸易环境公平化和金融参数合理化。市场经济所体现出来的市场机制，能较好地调节、激活市场的供求、竞争、价格、风险和利益分配等因素的作用，从而形成完整的市场功能。

区域经济指的是某一特定地理环境之内的经济体系。区域经济特点不仅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也与“区域人文理念”（注：区域人文理念包含了“对商品经济的认识”、“社会道德伦理观”和“经营管理的理念”等）和社会体制密切相关。要想区域内的经济得以发展，归根到底要看该区域的经济体系的竞争力的大小。

（一）：    乡村经济发展需要尊重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      

不论是乡村还是城市，其发展都需要“良好的环境条件”。这个“环境条件”有地理环境方面，也有社会因素。地理环境方面往往是没有办法改变的，而社会因素主要是指“区域人文理念”和社会体制，而这些却是人类社会“创造”出来的产物。

 “开放改革”已经成了我们使用频率最高的一句“铭言”。那么，什么是开放改革呢？顾名思义：开放，就是开放市场，它不仅要求我们自己要建立一个完整市场体系，而且还要向全世界开放，与全球经济融为一体；改革，不单指是要革除市场经济的种种障碍（包括制度性障碍），还要更新人们的经济理念。因此，就要求我们要培育全民创新、履新的观念与勇气，要创建一个适应市场经济运作的理论体系、社会体制和人文环境。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市场经济运行的环境”。这里揭示的是，不同的地区的市场是有差别的。另外，市场完善的程度与区域经营的好坏密切相关。差别就在于，这个市场体系是否是一个健全的市场体系。事实上，一个健全的市场体系必须充分体现“两个尊重”，一是社会（注：社会在这里可以是一个国度，也可以是一个地区）充分尊重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二是区域经济充分尊重区域的客观实际，区域经济的“产业定位”与区域现实环境要有一个“有生命力的接榫点”。二者不可偏废，二者同等重要。

一个完善的市场体系，则是区域经济或者城市经济维持、发展的基本环境。当这个环境恶化之后，不论是乡村经济还是区域经济，都不可能得到有效的发展。营造一个完善的市场环境的核心就是要营造一个可以自由竞争的平台。并以开放心态和开放措施，大胆引进竞争者，以竞争来推动区域进步，用竞争环境来培养全民的竞争意识，用竞争环境改造带有普遍性的、根源深扎的“农耕文化”。

（二）： 资源适当地向经济区域中心（城市）集中是经济规律产生效应

不论是沿海地区不是内地，也不论是乡村还是城市，所拥有的资源是不一样的。问题是，沿海地区的地理环境能更好地与经济全球化对接，加上沿海地区经济实力也比内地要强些，致使沿海地区拥有了“天时地利”，也正是这种“天时地利”吸引了更多人来就业，外来劳动力填补了沿海地区劳动力不足，也正是外地的劳动力源源不断地补充，让沿海地区拥有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形成了新的优势，沿海地区又拥有了“人和”。对比之下，内地在“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方面都有逊色于沿海地区。那么，内地只能充分利用自身环境的特色，借助我有他无的特色形成特有竞争力，在特色经济的层面上，来一个不对称的竞争，力求得到一个，“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结果。区域经济如此，乡村经济也是如此。

借助于城市化，在城市集中人力资源、矿产资源和资金的同时，农村的土地资源（特别是耕地）也向部分农耕大户“集中”，来实现各有所需，各有所取。并用这种方式来推进农村、农业改革。

（三）： 让市场在现实环境中找到最有生命力的接榫点。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市场已经是全球性的市场了。竞争无处不在、无所不有，其激烈的程度也是前所没有的。在这激烈的竞争之下，任何区域经济，任何经济实体，无不是扬长避短，让自身的特色形成特有的竞争力参与竞争。我国农村同样置于这种竞争环境之下。重经济规律并结合地区客观实际建立起来的、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就是在现实的环境中找到了最具生命力的接榫点。这就是区域经济正确经营的结果。

发展特色经济，同样要遵循市场规律。不能将特色经济与市场普遍的规律对立起来。如果不遵循市场规律，区域性的特色经济就失去了“生存环境”。我国过去是一个农业大国，生产力的水平也往往停留农耕的基础之上。工业化进程虽然说在洋务运动时已经起步，但真正兴起是近六、七十年来的事。工业化是建立在彻底打破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代价的，它是高程度的商品经济时代。正因为它是高度商品经济的时代，任何一种产品都要依靠市场来支撑，没有市场就没有商品，也就没有工业，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相比，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生存模式。要说明的是，内地经济特点与沿海地区不同，很大程度上还得依赖农业产业。而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农业产业化。

只有这样，形成沿海与内地、城市与乡村，各有自己特殊性色的经济体系。这种现象就是“差异经济”。

尽管工业化、城市化注定农村人口会大量减少，但是国家的粮食安全还得依靠农业来保障。区域经济凭据自己特有的优势来发展经济，这是一个区域的“安身立命”之本。因为优势就是一种特有的竞争力，甚至是核心竞争力。如果农业产业失去活力之时仍不作政策性调整，农民将大量出走，最后结果可能是“牺牲了农业”，并危及国家的“粮食安全”。

[小结]

1：经济市场化，是社会分工之后商品生产的发展规律，是商品必然通过交换才能体现价值特征所决定了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生产力持续发展的规律，是生产力特性所决定了的。生产力的发展规律，也就是社会的发展最基本、最普遍的规律。它是社会发展的“正道”，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和国家可以跨越，世界上也没有一个民族和国家能另辟蹊径。尽管世界上有“市场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和“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之分，还有从计划经济转轨而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都属于“市场经济”的范畴之内，这就是全世界经济“路殊同归”。目前所推行的新农村建设，也同样要遵循这些规律。如果新农村建设不与城市化、工业化结合起来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这是有违社会进步规律的。

2：我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社会的平稳发展不能被动等待工业化和城市化来降低农民的数量，我们能更有作为，那就是在广大农村实行市场机制的营造，也就是农业产业化。启动农业产业化实现农业结构模式的转换。得依靠商品经济来催生竞争，从而建成农业的竞争发展机制。同时，农村改革还需要政府税收政策扶持和政府财政转移性支付手段的扶持。毕竟，农业劳动生产率远不能与工业劳动生产率相提并论。再说，农业市场机制的建立是以彻底打破已经延续了上千年的、已经被当今市场边缘化的、自给自足的“小农式的农耕经济”模式为前提的。然而，这项改革在全国广大农村全面推开也许是不现实的，但在沿海经济发达的农村实行这种改革却刻不容缓。

3：如果一项社会制度与市场规律相悖，受制度影响的产业的竞争力将大为削弱，出现生存问题和发展困顿问题是可以预期的。我国处在改革过程中，政策的修正和完善还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也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三农问题”的症结是农村的土地制度。它涉及的是七亿多农民。拖延意味着“三农问题”将继续“积重”，其后果就可能“积重难返”。

4：新农村建设的目的之一就是解决现在过大的城乡差距问题。其实质是要解决农业产业的竞争力的问题。这里要强调的是，新农村建设的各项措施，必须有助于区域竞争力提升而不能对本地区的经济竞争力造成伤害。所以，新农村建设要分开两个层面进行：近期目标是以财政转移支付形式，将着力点放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之上，而不是放在直接补贴农民的身上，也不是补贴农民所耕种的作物上，以防引起农民的回流；长期目标则是农业产业化为中心，大量减少农民数量，让农民收入提高要通过扩大再生产和科技应用来获取。

                                                          笔者：张锋强（财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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